在強化執(zhí)行監(jiān)督的基礎上，應將科研工作者從項目中可以獲得的利益明晰化、公開化、合理化

　　隨著反腐進入常態(tài)化，科研腐敗及其背后的種種潛規(guī)則浮出水面。中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近日披露了5所大學7名教授弄虛作假套取科技專項資金2500多萬元，其中號稱最年輕工程院院士的李寧被批捕，引起輿論對個案暴露出的制度性漏洞的普遍關切。

　　前途無量的“最年輕院士”落馬，無疑令人惋惜。探求其腐敗的軌跡也好，挖掘其腐敗的警示意義也罷，都不可忽視個案生成的制度性環(huán)境。

　　由于科研管理體制的行政化，無論是在課題申報、經費預算還是費用使用、效益評估上，都缺乏尊重學術規(guī)律的制度規(guī)制。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但這種財政科技投入的增長并沒有起到人們所預期的效果，科研投入與產出失調。巨額投入被違規(guī)蠶食，或借殼套現，或重復申報，或虛列勞務費用，或收集發(fā)票沖賬，讓本應花在“刀刃”上的科研經費成了“唐僧肉”。

　　低下的科研效益、深不可測的資金黑洞，都指向了我國科研項目和經費管理制度的粗放化。例如在科研經費核算和管理上，申報課題時預算粗陋，缺乏明晰的細項分類；課題申報成功后，也很少按照申報時的預算執(zhí)行，整個過程缺乏基本的監(jiān)督。于是，經費被視為項目負責人的“私產”，出現科研資金部分用于項目、部分用于買車買房也就不足為奇。反觀國際經驗，科研經費管理多納入或借鑒政府預算法治化路子，形成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jiān)管。例如德國，科研項目中標后，項目負責人要向主管部門提交實施步驟和各項預算的詳細計劃，經主管部門審批后，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執(zhí)行合同，一切依法操作。

　　作為對科研腐敗的一種回應，《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即將正式實施，這預示著我國科技投入的管理將出現轉變。而在實現對科研腐敗的制度性矯治過程中，制度本身的科學化、系統(tǒng)性、可操作性都不可或缺，其中的重心在于設計科學的科研經費結構，并在嚴格核算的基礎上加大執(zhí)行和監(jiān)督的力度。

　　一方面，目前國內的科研項目經費缺乏明晰的核算，對于哪些開支屬于課題正常開支并不明確，尤其是對研究者的勞務費缺乏比例控制。一個投資數百萬元的大型科研項目，可能耗費課題組數年的時間和精力，勞務費的支出應當與其人力成本及創(chuàng)新業(yè)績相匹配。過低的勞務費要么會打擊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要么會迫使研究者從其他項目開支中“想辦法”。在很多國家，雖然科研經費的支出結構因項目類型不盡相同，但其中的勞務費用比較高，如瑞典有的項目支付科研人員的工資約占50%。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按照科研項目種類明確各類支出的比例結構，將科研工作者的利益明晰化、公開化、合理化，以減少暗箱操作的空間。

　　另一方面，制度性矯治最核心的環(huán)節(jié)在于執(zhí)行監(jiān)督。在對科研項目支出進行細致核算并通過法治化方式確定下來之后，就需要從執(zhí)行上重點監(jiān)控各項費用的流向。其中，政府部門如何宏觀監(jiān)督，主管部門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日常監(jiān)督，研究機構內部如何控制經費使用，審計部門怎么進行事后的效益審計，都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明細規(guī)則。對于投入資金較多的重大項目，更是要建立專門的效益監(jiān)督，引入第三方機制和同行評價機制，健全問責法律制度，保障經費使用的公正、公開和透明，防止凈土失守和財政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