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傳標 福建社會科學院

　　摘要：臺灣2300多萬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與臺灣同宗共祖，根脈相連。福建涉臺物質(zhì)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眾多，每一件文物、每一橦歷史建筑、每一項“非遺”都是閩臺鄉(xiāng)親的共同記憶、情感和身份標識，保護好福建歷史文化遺產(chǎn)就是保護兩岸融合的根脈。兩岸融合發(fā)展需要正本清源，糾正被臺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

　　關(guān)鍵詞：福建歷史文化 文化遺產(chǎn) 兩岸融合 培根固本

　　閩臺地緣相近，血脈相聯(lián)。福建是臺灣同胞的祖籍地，是臺灣文化的主要根脈。兩岸下融合發(fā)展，首先閩臺要先融合。

　　近三十多年來，福建省積極開展涉臺歷史文物的保護、展示和宣傳,從歷史文化遺存角度不斷強化“閩臺一家親”，增進兩岸同胞的情感融合,推進兩岸合作與融合發(fā)展發(fā)揮積極作用。

　　一、保護臺胞祖籍地歷史文化，正本清源臺灣歷史

　　清代龔自珍在《定庵續(xù)集》中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庇纱丝梢�，歷史話語權(quán)充滿政治屬性。

　　眾所周知，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一部分留學歐美日的臺灣學人為了打破國民黨對權(quán)力的壟斷，開始借助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理論所倡導打破“大寫的歷史”，鼓吹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小寫的歷史”，聲稱要“回歸敘事史學”，“歷史”闡述進入文學化和泛審美化，呈現(xiàn)“非歷史”性特征。“臺獨”思潮借后現(xiàn)代主義的軀殼，編造、演繹、敘述歷史，為臺獨服務(wù)，產(chǎn)生歷史虛無主義“臺獨史觀”。為了對抗大國民黨執(zhí)政當局的大中國歷史文化體系，強調(diào)“歷史文化的本土化”，企圖建構(gòu)臺灣區(qū)域“獨立的歷史文化體系”。在史學領(lǐng)域，具有臺獨傾向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打著后現(xiàn)代旗號，借后現(xiàn)代史學之殼，以虛構(gòu)、曲解等方式，臆造“臺獨歷史”和“臺獨文化”。如，有“臺獨理論家”之稱的史明（施朝暉）編寫的《臺灣人四百年史》[1]，把臺灣歷史從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分割出去,妄稱臺灣只有400年歷史,臺灣做了400年殖民地。聲稱“元朝、清朝對臺灣的統(tǒng)治,與荷蘭和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一樣，都是外來政權(quán)”。在“臺獨”勢力活動早期缺乏系統(tǒng)“理論”的情況下，《臺灣人四百年史》成為“臺獨經(jīng)典之作”，為當時島內(nèi)反國民黨威權(quán)人士人手一冊的必讀書籍。在史明“臺獨史觀”的影響下，曹永和也于1990年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企圖從“海島”的角度審視與形塑臺灣“獨立歷史”，認為“臺灣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臺”。周婉窈于1997年撰寫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也聲稱要建構(gòu)“在地本土觀”，要以臺灣島的人群活動為主要素與空間舞臺來研究臺灣歷史。她提倡由在地本土觀點所建構(gòu)，以臺灣島(臺灣本島及其周邊諸島嶼，也就是大臺灣)的山、海、平原等三個以人群活動為主的重要構(gòu)成要素與空間舞臺所承載經(jīng)歷過的歷史來建構(gòu)融合成的臺灣歷史研究。

　　無論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還是曹永和的“臺灣島史”、周婉窈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等等著述，都企圖通過歪曲與重新釋詮歷史文化遺存，臆造“臺灣獨立”的歷史，培植臺獨史觀。

　　近三十多年，臺灣獨派史學工作者，企圖通過重新“詮釋”臺灣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其所謂的“獨立的文化體系和主體地位”。聲稱“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臺灣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本質(zhì)區(qū)別”“臺灣文化有四大系統(tǒng)：原住民的文化，福佬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大陸系的文化”。另一方面販賣“臺灣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臺灣文化揉合了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漢文化、西洋文化，中國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2]企圖把中國文化與荷蘭、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閩南、客家及臺灣高山族等區(qū)域文化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來，來削弱、貶低中國主體文化的地位；企圖將臺灣區(qū)域文化中某些特殊性和差異性，拔高為主體性，編造所謂的“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等地位”，并以“本土化”之名，對臺灣地方的歷史、文學、藝術(shù)、電影、歌謠、戲劇與民間藝術(shù)進行“整理與改良”，支解中國文化。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為達到從“根本上培植”以“臺灣”為核心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政治目的，采取各種手段和措施，在臺灣民眾中培養(yǎng)“臺灣意識”。如，通過成立“文史工作室”收羅具有臺獨的文史工作者研究所謂的“鄉(xiāng)土民性和歷史”，以建構(gòu)“臺灣歷史與文化的主體性”。在李登輝授意下，1994年臺灣當局“文建會”正式推展所謂的“社區(qū)總體營造”、“地方文史社團基礎(chǔ)工作研習計劃”和“文化建設(shè)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地方文史工作處理要點”。在臺當局的“補助或獎勵”鼓勵措施下，“地方文史室”占據(jù)臺灣歷史學術(shù)主流陣地，從事臺灣地方史學的人不僅擁有充裕的資金，更擁有話語權(quán)。相反，從事大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者，不僅無處獲得資金，更無其話語的舞臺，逐漸淡出臺灣史學界。

　　在教育領(lǐng)域，李登輝自己反復聲稱“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范圍中，臺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3]。并聲稱：“我要國民小學教育里多加些臺灣歷史、臺灣地理等課程”，歷史教育應(yīng)“以臺灣為中心”，要“從鄉(xiāng)土教育”開始。在他的影響下，臺灣地區(qū)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放棄史學工作者基本職業(yè)操守和底線，配合臺獨分子臆造符合“臺灣意識”、“臺灣生命共同體”精神的“歷史敘述”。如，1993年為配合臺灣教育當局修訂的“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規(guī)定小學課程自三年級起增列“鄉(xiāng)土教學活動”，中學一年級增列“認識臺灣”、“鄉(xiāng)土藝術(shù)活動”課。臺灣教育當局的“教育研究委員會”和“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相繼成立了“本土語言教材項目小組”與“鄉(xiāng)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項目小組”），參與搜集資料研擬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本土語言教材和鄉(xiāng)土教材；1994年10月13日，臺灣教育當局在李登輝的授意下，以“臺灣化”、“本土化”為幌子，對教科書內(nèi)容進行所謂的“教育臺灣化”改造。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又參與編寫，將教材中“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句詞全部刪去了；1996年10月，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參與臺灣教育當局修訂“國民中學認識臺灣課程標準”，把臺灣本土歷史被列入中學正式教學科目，規(guī)定“小學每周要有兩小時進行鄉(xiāng)土教學”。1997年6月又推動中學開設(shè)由杜正勝[4]主持編寫的教科書《認識臺灣》課程，通過該教科書將其“以臺灣為中心的”的臺獨歷史觀直接移植入教科書中。在《認識臺灣》的“歷史篇”中，肆意篡改歷史，煽動民族分裂情緒。聲稱“臺灣400年前是無主的土地”，極力鼓吹、宣揚所謂“臺灣魂”“臺灣精神”，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詞都一一刪去；極力美化荷蘭、日本等對臺灣的殖民侵略。通過強行對青少年學生灌輸“臺灣不屬于中國”的思想，以強化“臺灣意識”。

　　李登輝獨攬臺灣大權(quán)12年期間，將史學引向政治化，“臺獨”在史學領(lǐng)域也不斷地升溫，臺灣史學的“本土論”、“臺灣民族論”，以及臺灣史學的“去中國”、“脫中國化”論也陸續(xù)登場。

　　2000年5月20日，民進黨陳水扁上臺后，不僅政治上延續(xù)了李登輝的“臺獨路線”；在文化領(lǐng)域，更是在李登輝“去中國文化”實踐的基礎(chǔ)上，加緊推行軟性臺獨工程——“文化臺獨”。在陳水扁主政的8年里，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紛紛占據(jù)學術(shù)和文化機構(gòu)的要職，不惜歪曲事實真相，為“臺灣文化主體”的“理論研究與造勢”，虛構(gòu)“臺灣史學”，聲稱“要以臺灣的立場看臺灣”，要以“臺灣的觀點看臺灣歷史”，“要放棄大中國觀點”。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中的“臺獨史觀”更趨熾熱。陳水扁當局利用執(zhí)政地位和“教育改革”之名，于2001年3月底將李登輝時期所炮制的《認識臺灣》教科書定為教學范本，強行在中小學推行。同時將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調(diào)強行塞進歷史教材中，將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進行割裂，把“中國史”塞入世界史；將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交往史篡改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史”，并塞進世界史教學范疇。并以偷梁換柱的方式將民進黨的黨史變成臺灣地方的“當代史”，將民進黨的黨外運動史拔高為“臺灣史”。

　　臺灣教育當局于2003年9月22日出臺了“2005學年度《高中歷史課程綱要草案》”，規(guī)定臺灣的高中學生必須“先學習臺灣史，再學中國史，最后學世界史”�！毒V要草案》將《舊金山和約》及所謂《中日和約》引入教科書，否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斷臺灣與中國的關(guān)系，極力掩蓋和否定臺灣主權(quán)屬于中國的事實，企圖通過強調(diào)臺灣“主權(quán)未定”為“臺灣主權(quán)獨立”制造輿論�！毒V要草案》及依此編寫的各種版本教科書，具有鮮明的“去中國化”、美化日本殖民統(tǒng)治等的特點。如：對臺灣早期歷史，只強調(diào)“臺灣原住民族”，不談漢民族在臺灣的活動，甚至不顧以往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強調(diào)臺灣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島語系”而與大陸無關(guān)；對于明代以來的臺灣歷史，將荷蘭、西班牙人入侵臺灣的歷史放在所謂“臺灣與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續(xù)“原住民”來自南島語系的空間歷史架構(gòu)，略而不談鄭芝龍、鄭成功等漢人群體遷移至臺灣的歷史事實；對于康熙統(tǒng)一臺灣之后的清代歷史，稱作“清領(lǐng)時期”，突出臺灣的“帝國邊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極統(tǒng)治政策，避而不談清政府治臺功績；將“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改為“日本統(tǒng)治時期”，改“日據(jù)”為“日治”，掩飾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為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歌功頌德，等等。

　　通過“改造歷史”、“篡改歷史”教科書，強制性地向臺灣青少年灌輸“臺獨文化”，讓青少年疏離祖國大陸，強化學生“對臺灣的認同”，切斷臺灣年輕一代對中國歷史的記憶和文化感情，使青少年“只知臺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臺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的“臺獨”分子主政臺灣20年，在青少年中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目前臺灣的青少年人越來越多“只知臺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臺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上臺執(zhí)政后，并沒有努力去扭轉(zhuǎn)“臺獨史觀”，也沒有及時修改陳水扁時代編修的“課綱”和“教科書”，以至于具有明顯“臺獨”傾向的課綱和教材繼續(xù)主導臺灣中小學教育，毒害青少年。在“兩國論”“同心圓”等“臺獨”理論語境下教育成長的臺灣青少年，在“國家認同”方面，“棄中就臺”的傾向日益明顯。其影響與危害越來越大。2014年參與“反服貿(mào)”的大學生和2015年參與“反課綱運動”的中學生都是在“兩國論”、“同心圓”意識形態(tài)毒害下成長的青年人。

　　2016年5月民進黨理念型臺獨分子蔡英文上臺后，雖聲稱“不對抗”，但卻在“維持現(xiàn)狀”中搞臺獨，有計劃有步驟地從根本上削弱兩岸一中的政治基礎(chǔ)，不遺余力地“去除中國標識”、“去除中國國民黨代表中國的合理價值”。從政治層面、法理層面“去中華民國化”。文化教育領(lǐng)域“去中國化”，不僅祭拜“國父孫中山”，也停止遙祭中國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并將官方語言多元化（將閩南方言、臺灣原住民方言、客家方言等都視為“國語”），支解、削弱普通話在臺灣的“國語”地位和體系；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甚至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對立起來，演繹“獨立的臺灣史”。拉抬“親日情結(jié)”，縱容臺獨學者對“非我族類”進行攻擊，形成語言霸凌。

　　當下臺灣島內(nèi)政治文化生態(tài)，臺獨史觀泛濫，與始作俑者是“臺獨教父”史明的《臺灣四百年史》有相當大的關(guān)聯(lián)。臺獨史觀和歷史論述的荒謬。臺灣歷史論述必須正本清源，糾正被臺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