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錢其琛參與香港回歸歷程:與末代港督彭定康交手放出重話
面對終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錢其琛之后在書中寫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chǎn)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干凈,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錢其琛擔任外長期間,不僅參與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最關鍵歷程,更通過高超嫻熟的外交談判手腕,在中英雙方有關香港政制發(fā)展的交鋒中,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原則。據(jù)理力爭又臨危不亂,這是錢其琛在中英較量中給后人留下的印象。
在錢其琛所著的回憶錄《外交十記》中,他曾滿懷深情地記述道:“香港回歸是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代中國人曾為之英勇奮斗;貧w歷程漫長,作為這一代人,我能夠親眼見證回歸,已深感幸運,又有機會親身參與回歸歷程,更是感到無比榮幸!
錢其琛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階段中,前后與五任英國外相打過交道。不過無論面對哪位談判對手,他總能維護好中方的原則。1988年他開始直接參與香港問題磋商,當時中英的“蜜月期”尚未結束,孰料次年中英關系風云突變,時任英國外相的杰弗里單方面推遲中英聯(lián)合聯(lián)絡小組會議,又給時任中國副總理吳學謙寫信,妄言香港信心嚴重受挫,并企圖對此前雙方的磋商共識“翻案”,公然質疑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駐軍問題,甚至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布時間。
面對突如其來的外交風云變化,錢其琛沒有客氣,直接批駁英方關于香港信心的說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舉措,打擊了港人的信心,“關于香港政制問題,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單方面的改變!贝撕蠹s翰·梅杰接替杰弗里擔任外相,又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錢其琛再一次亮明底線,“政制改革必須與以后頒布的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主張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須循序漸進!
從1989年底到1995年中, 錢其琛與時任英國外相赫德展開了中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交鋒。這一時期,中英圍繞香港政制問題的爭執(zhí)也最為激烈!拔覀兘粨Q信件、正式互訪以及在國際會議場合會晤、頻繁接觸、反復磋商,就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復雜繁多,而且雙方就一些問題爭執(zhí)不下,再加上有一個緊迫的時間表。這種情況,在我與其他國家的外長交往中是很少有過的,”錢其琛如是說。
本來基本法的有關內(nèi)容,就是按照行政主導和香港民主制發(fā)展循序漸進兩條原則擬定。但1989年后英方改變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企圖搞“代議政制改革”,影響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的安排。
在有關立法局直選議員比例的交鋒中,錢其琛前后與赫德在一個月內(nèi)交換過七封密信,這也是中英達成的唯一書面協(xié)議。不過,令錢其琛所沒有想到是,這些后來被雙方公開的外交文件竟被英方所毀棄。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后,拋出一個與中方對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進而演變成中英之間公開而嚴重的較量。在與彭定康的直接交鋒中,錢其琛絕不妥協(xié),指出彭定康的方案是“對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戰(zhàn)”,今后的問題在于雙方是“繼續(xù)合作”,還是“分道揚鑣,另起爐灶”。據(jù)他回憶,“這些話說得很重,在過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談判中,我們還從未使用過這種語言!
自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錢其琛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主任,而從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屢屢揭穿英方破壞香港回歸前后政制銜接的企圖,1996年3月,為了順利回歸,香港特區(qū)籌委會正式?jīng)Q定成立特區(qū)臨時立法會。
回顧往事, 錢其琛給出了冷靜的分析,“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后,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jù)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fā)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xié)議,英方讓步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引發(fā)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錢其琛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盛典。面對終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錢其琛之后在書中寫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chǎn)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干凈,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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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