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7日發(fā)表評論說，年前，臺灣“外交部長”林永樂在記者會上信誓旦旦，稱日本政府已同意在年后啟動與臺灣協(xié)商機制，誠懇面對臺灣的慰安婦問題，并認為日方相當具有“善意”。孰料，年后傳來的訊息，日本內(nèi)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日韓協(xié)商模式并不適用于臺灣，日本也不會就慰安婦問題與臺灣設立新的協(xié)商平臺。相較于韓國，日本對臺灣的強硬和傲慢，令人吃驚。

　　長期以來，臺日之間就不是一種對等的關(guān)系。這種不對等關(guān)系，主要反映了雙方的態(tài)度與認知差距：臺灣把日本當成平衡大國勢力的“砝碼”，而日本則視臺灣為抗衡中國大陸的“籌碼”；臺灣的砝碼，時時拿出來使用；而日本的籌碼，則是看時機出手。在這兩種心態(tài)作祟下，臺灣“親日”似乎變得理所當然，日本“友臺”與否則視需要而定。

　　長期以來，這種不對等關(guān)系也導致臺灣一種特有的“日本病”。尤其在李登輝當權(quán)后，由于一些臺灣人高度戀日的心理，臺當局對中國大陸強硬，往往可以贏得喝采；但若表現(xiàn)對日本的堅持，則常遭到在野黨的倒采。在這種情況下，讓臺灣的對日關(guān)系常常顯得一廂情愿、動輒得咎；不論在過去的民進黨，亦或是現(xiàn)在的國民黨，皆是如此。

　　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對臺灣的傲慢

　　從表面的語意看，日本內(nèi)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只是依照日本政府過去的慣例，對臺灣采取差別性待遇，也就是：日本和它國的協(xié)議并不全然適用于臺灣。這多少反映了日本對臺灣尚未消除的殖民心態(tài)。不僅如此，日本政府也決定以拖待變，暫時不與臺灣設立協(xié)商平臺；它認為，“慰安婦”議題只是國民黨在選舉中操弄的議題，還不如等親日的民進黨上臺，再作處理。由此可見，馬當局雖然仍在執(zhí)政，但日本眼里卻早已跛腳。

　　從深層的意涵來看，一向說話曖昧不明的日本，這次的表現(xiàn)，卻是如此“坦誠”以對，毫不遮掩。其原因，主要是日本深知臺灣并非韓國，臺灣向來具有“親日”的顯性基因，而日本也一直以居高臨下之姿看待臺灣；尤其，慰安婦問題向來不像釣魚島議題那么敏感，它從來就不是臺日關(guān)系的主旋律。簡言之，長期以來臺當局擔心影響“臺日關(guān)系”，而不敢對日據(jù)理力爭，以致今天有此待遇。

　　事實上，日本政府也了解：臺灣朝野政黨對慰安婦議題存在極大的歧見，難以凝聚共識一致對外。另外，手中滿是籌碼的日本，根本沒有需要在此時就慰安婦問題對臺灣讓步。

　　反觀臺灣的反應，臺灣“外交部”非僅未立刻對日本政府的發(fā)言表達抗議，反而還對菅義偉的發(fā)言進行“說文解字”，粉飾太平。其說詞諸如：由于“臺日”間沒有“邦交”關(guān)系，當然與日韓模式不同；且臺日目前已有“亞協(xié)─交協(xié)”的溝通機制，當然也沒有新設協(xié)商平臺的需要。這些說詞，顯得捉襟見肘，不知所云。

　　問題在，光靠“說文解字”，對形勢并無幫助。“外交”畢竟要有實力和堅持為后盾，且面對勢利而詭辯的日本，更不能一味地被動期待它釋放善意。從日韓的慰安婦協(xié)議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愿意與韓國簽署協(xié)議，除了美國的壓力之外，主要是慰安婦問題已嚴重影響到日韓兩國關(guān)系的發(fā)展，這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讓步。因此，面對怕強欺弱的日本，唯有升高政治壓力，并祭出外交手段，才可能收效。

　　4年前311大地震時，臺灣慷慨解囊，臺灣人給予日本的是“最惠國”待遇。但這次的慰安婦問題，臺灣換得的卻是日本政府的歧視待遇，連一毛錢都不愿賠償，連談都不愿意談，這對臺灣情何以堪？

　　由此可見，臺當局不應再耽溺于“目前是‘臺日’關(guān)系最好的時代”的自我感覺良好，也不要害怕堅持立場會影響“臺日關(guān)系”，更不要把慰安婦問題當成砝碼，而要當成對日關(guān)系的籌碼。唯有打破長期以來臺日之間的不對等關(guān)系，才能夠務實解決慰安婦問題。

　　慰安婦問題不在人數(shù)多寡，而在正義能否伸張；賠償金額也不在多寡，而在人道尊嚴能否彰顯。日前臺當局在召開慰安婦項目會議后，達成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人道賠償、生活照顧及名譽恢復等四項原則，今后是否能夠具體落實，全民都睜大眼睛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