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立報25日社論指出，臺灣民眾朝政治人物丟鞋，近來似乎有蔓延趨勢，使得疲于奔命的維安人員更是防不勝防，但但光靠丟鞋，解決不了問題。背后折射的是臺灣弱勢團體無力突破、統(tǒng)治階級無能治理的深層問題。

　　社論說，凡事走激進路線有其風險。因為激進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普及化，反而容易讓原先的訴求淪為模糊。

　　值得注意的是，事情演變至此，已經評價兩極。丟鞋者抗議自己的行為被污名化，聲稱若非陳情無著，馬英九施政民怨連連，何以至此？當然，也有反對意見，臺灣南山人壽副董事長杜英宗說，“丟鞋，不會讓社會更進步”，因為光靠丟鞋，解決不了問題。

　　社論說，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馬英九會遭遇到四方有鞋伺候的現(xiàn)象，絕不能以“少數(shù)人”的“不理性行為”概括，通常冤情壓抑愈嚴重，抗議手段也就愈激烈。這是任何人應有視的基本認識。

　　話雖如此，我們仍不得不提醒，激進路線有其風險。這是因為，激進是手段而非目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極容易出現(xiàn)“手段取代目的”情形，故激進形式一旦普及化，反而容易讓原先的訴求淪為模糊。

　　社論指出，少數(shù)人的激進可以凸顯議題，但當形成風潮，反而會讓議題本身安樂死，這是手段激進化的吊詭。這就是為何朝馬英九丟鞋的人愈來愈多，甚至形成呼朋引伴的“十面埋伏”，但卻愈來愈少人把問題聯(lián)系到關廠工人困境的緣故。

　　試想，如果丟鞋只是代表一堆說不清楚的愛與恨，則類似杜英宗的反彈，就不難理解：“有什么資格，看不爽就丟人鞋子？”

　　當然，媒體難辭其咎。因為臺灣的媒體向來對議題關注少，對花絮著墨多，以致于丟鞋就像跑馬燈一樣，被不斷放大，模糊了更深層的社會爭議。但這何嘗不也反映了抗議團體的無力困境？

　　社論說，激進手段的最極致就是暴力。但暴力有兩種，一種是有組織的革命；另一種是脫序的打劫暴動，兩者天差地遠。而今，眾人皆可朝臺灣地區(qū)領導人丟鞋，宛如人人都是“現(xiàn)代荊軻”，但問題恰恰在于，荊軻就算刺秦成功，也無法改朝換代。荊軻不能，刺秦成功也不能。

　　然而，接二連三的丟鞋，真正感受威脅的不是馬英九，而是社會。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秩序向來靠階層等第來維系，如果連丟鞋都那么輕易，連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都可以成為一般人隨時發(fā)泄抗議的對象，則何來“菁英”、“權威”、“專家”、“意見領袖”？如果秩序破壞者到處都是，而且遍存于街頭、職場、校園……，主流社會的秩序如何維系？

　　社論最后感嘆，弱勢團體無力突破、統(tǒng)治階級無能治理，或許會是臺灣無可回避的長期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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