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免職官員復出凸顯問責制度軟肋

　　有網(wǎng)友稱，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中被免職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和縣長蘇建國已悄然復出，“邱建國將出任撫州金巢(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管委會主任，蘇建國任撫州市公路局局長”。撫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員證實，蘇建國履新消息屬實。有關邱建國復出的消息尚未得到當?shù)毓俜酱_認。(《京華時報》12月4日)

　　“下馬”官員復出不是什么新鮮事。很多高調(diào)被問責的各級官員，如今都已經(jīng)在新職位上履行職責，實現(xiàn)了“平穩(wěn)過渡”。戴“罪”立功古已有之，復返政壇的官員中外皆有，撤職官員被重新委以重任，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只是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并非所有被問責的官員都“適合”復出，另一方面，被問責官員復出應及時予以信息公開，引入公共監(jiān)督。

　　自2003年中國官員“問責制度”啟動以來，有無數(shù)官員引咎辭職或者被行政問責。通過實施行政問責，可以提高官員的責任感、自律感和壓力感，從而達到促進政府效能、整飭吏治的目的�？蓮默F(xiàn)實的情況來看，行政問責這種原本應是制度性懲戒的手段，功能形同虛設，日益暴露出巨大的制度軟肋——該不該問責、如何問責，不是由制度說了算，而是由地方公權力意志決定，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推卸責任乃至“平息民憤”的工具；而被問責官員則是前腳免職，后腳復出，免職時頗有聲勢，復出時悄無聲息，被網(wǎng)友曝光和關注的復出官員終是少數(shù)，多數(shù)早已實現(xiàn)了華麗轉(zhuǎn)身。

　　官員問責中的制度倫理與程序正義存在先天不足，導致權力意志大行其道，而問責在事實上變相淪為形式主義和走過場。按照現(xiàn)有官員復出規(guī)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的官員在一年內(nèi)不得重新?lián)�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shù)念I導職務，兩年內(nèi)不得提拔，而宜黃這兩位被免職的“縣官”被問責的時間剛滿一年就再任新職，如果“扣除”復出組織考察任命的相應時間，恐怕此二人在家“反省”的時間根本不足一年，亦恐怕在問責的同時有關部門就為其安排好了退路。如是搪塞式問責何以能服眾、又何以能具有公信力？又豈能起到“懲前毖后”的懲戒效應？

　　作為2010年最為惡劣和典型的野蠻拆遷事件，“宜黃事件”的爆出讓人拍案而起。透過被拆遷者死傷并存、“縣長孫建國親自帶人去醫(yī)院搶奪尸體并打傷拆遷者”的表象，我們看到了一種行政權力失去掣肘和控制肆意狂歡的可怕圖景，也看到了弱勢者生存的無比艱辛。而時過不久，宜黃免職官員就不經(jīng)公示再次履新，不能不讓人懷疑昔日制度懲戒的正義摻雜了多少水分。

　　很顯然，伴隨著宜黃免職官員的復出，不僅刺痛公眾神經(jīng)是小事，還讓制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致命消解。而隨后衍生的對于整個官員問責制度的追思與拷問，則久久地激蕩人心。(四川新聞網(wǎng)太陽鳥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