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罰“帶頭者”的價值與局限

　　4月9日起，北京將嚴罰“中國式過馬路”帶頭人，帶頭闖燈的行人將面臨罰款，對于態(tài)度蠻橫、拒不服從糾正，有妨礙民警執(zhí)行公務甚至是襲警行為的人員，公安機關將依法嚴肅處理。按此前法規(guī)，行人闖紅燈將處10元罰款。（4月9日《新京報》）

　　從實用角度講，嚴罰帶頭者，對消減“中國式過馬路”亂象或不乏實效。若一個都不能少地開罰，終究不太現實；懲一儆百，沒準能震懾住有些人的逾矩沖動。

　　只不過，對懲罰出頭鳥的合理性，公眾頗有異議。首先，“帶頭者”難以界定，是人群中搶先邁步的，還是走在前邊的，沒個明確說法。再者，“中國式過馬路”往往以一窩蜂形式出現，萬一路人并排行走，又該咋辦？事實上，對路人違規(guī)處罰向來有難度，路人闖紅燈往往是轉瞬即過，考慮到交警跟行人人數懸殊，對違規(guī)者現場處罰，確實很費勁。

　　更何況，只罰“帶頭大哥”是選擇性執(zhí)法，有悖于違法必究的一致性。對于“中國式過馬路”現象，許多人會歸因于法不責眾。只罰帶頭者，與法不責眾相差不遠——若只有帶頭者受罰，那“后來人”緊隨其后，也就堂而皇之、毫無風險。責任分擔不對稱，難免會造成投機局面。

　　現實中，扎堆兒前行、強行并線等亂象紛呈，究其原因，固然與某些人規(guī)則意識淡薄、缺乏道德自覺有關，但又并非素質差那么簡單。通行區(qū)域規(guī)劃不夠科學、紅綠燈切換時間不合理、人車關系處理失衡等，都助推著群體性闖紅燈的大行其道。

　　有些城市等候紅燈時間過長，動輒長達100秒。同濟大學教授李克平曾在調查后得出數據：行人忍耐的等紅燈時長上限為60秒；超過60秒，闖紅燈幾率大大增加，因而，進行技術調整很有必要。從長遠看，對行人與車輛的路權分配等，也須提上日程。

　　與其坐視不管，不如起而行之，嚴罰群體性闖紅燈中的帶頭者，頗具積極意義。但在執(zhí)法路徑上，顯然還有改進空間。這或許難一蹴而就，需要從制度到習慣循序推進，在常態(tài)化約束中涵養(yǎng)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