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院)學生會干部優(yōu)先,拒絕富二代!比涨,在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校園招聘會上,某文化傳播公司招聘公告中,將“拒絕富二代”列入條件。(11月1日《楚天都市報》)
在這個富二代行為不時挑釁公眾底線的年代,此次招聘看起來有一條理直氣壯的理由:富二代本身缺點太多。當然,任何一個單位都有自己限定招聘條件的自由,甚至拒招富二代還可贏得公共輿論的某種喝彩,但這樣的舉動充滿了道德迷戀的色彩。
任何招聘,首先應該把門檻盡量放低,而先入為主地認定所有富二代都具有太多的缺點,顯然招聘方將自己當成了“道德上的優(yōu)越者”,招聘有了太多的道德附加。
當下,公眾被以不同群體的名義割裂開來,并被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屬性。然而富二代們真的就一無是處了嗎?優(yōu)裕的家庭條件的確讓富二代們有一些問題,但需要看到的是,他們從小受著良好的教育,也更早地涉足社會。作為一家文化傳播公司,顯然更需要一些長于交際、有著眾多人脈關系的員工,這些不正是“富二代”相對擅長的嗎?
貧富差距、仇富情緒固然是我們這個轉(zhuǎn)型年代無法避免的產(chǎn)物,它們需要消弭。除卻讓社會福利更廣覆蓋、讓個體富裕與向上路徑更寬暢的公共性努力外,個體之間的和解也不可或缺。
與其說“拒招”是過度道德潔癖的間歇性發(fā)作,不如說它是某種嘩眾取寵式的炒作——當炒作綁架上身份符號與道德對立,它顯然和“拒招”一樣不可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