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校服不同于“綠領巾”，更像“黃馬褂”

　　內蒙古包頭二十四中向初二、初三年級成績前50名學生發(fā)放紅色校服，印有“包24中優(yōu)秀生，翔銳房地產”字樣。最新消息，紅校服將被回收（今日揚子晚報A20版）。

　　無法不讓人想到“綠領巾”。發(fā)帖者評價其“紅校服的性質比綠領巾更為惡劣，集媚權、媚錢、奴性、斯文掃地為一身！”這話顯然有些過了，成績好的，學校以資獎勵，發(fā)什么都無所謂，也不會因為紅色就特別刺眼——這就如各階段中的“獎學金”，獎優(yōu)懲劣，也是另一種“因材施教”。不能說因為發(fā)錢了，就顯得“鉆進錢眼里”，或者市儈功利云云，權益的對等不代表能力的平衡，承認先賦能力上的差距，這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題中之義。因此，理論上說，穿“紅校服”算不上特權，而沒有“紅校服”可穿，也算不上受傷。

　　真正的問題在于：在這種校服背面，除了印有白色“包24中優(yōu)秀生”的大字，在校服背面中部還附有“翔銳房地產”的字樣。一者，如果是學校獎勵，抑或者是商業(yè)化的獎項，起碼當有“本末”的區(qū)分，如果校名和商業(yè)標識一樣大小，這究竟是榮譽還是“廣告衫”？二者，即便從商業(yè)廣告來說，也不是毫無禁忌，應有自己的邊界與底線，捐資助學是好事，但如果拿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作為廣告載體，搞“名利雙贏”的把戲，校方就不應成其為提線木偶。

　　值得警惕的是，張揚的“紅校服”很容易帶來潛在的三重危機：一是學生相處中的人際危機，優(yōu)秀生當然值得肯定，但是否需要強化其每時每刻的“特殊”意義？從社會學角度而言，這顯然是一道有待反思的命題，因為群體化的基本原則是平等與憫恤，過于放大其“優(yōu)秀”的特殊身份，很容易造成群體排斥或疏離；二是學生權益上的平等危機，“紅校服”出沒在校園里，很容易成為權利層面的“硬通貨”，強化給教育工作者“差別對待”的潛意識，容易對可塑期的孩子形成定勢思維，妨礙其多元發(fā)展。

　　某種意義上說，地產商冠名的優(yōu)等生“紅校服”很像封建社會黃馬褂的廣告版。譬如《清史列傳》就曾記載，鎮(zhèn)壓太平軍起義的將領，幾乎很少有沒得過黃馬褂的。因這馬褂使授受者倍感榮耀，“親近頓成心腹”感，其間有無數(shù)層面的附加意義。青少年對于教育多少有些敬畏心，強化身份色彩與特殊意義的“廣告馬甲”，會不會也像“黃馬褂”一樣、成為駕馭在普通孩子之上的“別樣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