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明就像流動的河流，源頭的不同、河谷的差異塑造了不同河流沿途的景觀。軸心時代世界文明大體可分成三種不同類型：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重視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重視科學與哲學知識系統(tǒng)的構建；南亞、西亞、北非的中近東文明，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發(fā)源地。不同類型的文明，其知識體系之所以表現出不同的偏好，同其走過的道路、秉承的歷史傳統(tǒng)密切相關。那么，在比較文明視野下，中國文明具有哪些特色呢？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中國“大一統(tǒng)”的國家秩序濫觴于三代歷史深處、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成熟于秦漢。中國國家治理結構的基層基礎是編戶齊民、鄉(xiāng)里保甲等，其上的以郡縣制（府州縣制）為基礎的地方政府是中央集權政府的代理機關。職業(yè)官員是通過選拔制度（察舉、征辟、科舉等）選拔出來的，國家財政來源于發(fā)達的賦稅體系。中國的這種國家治理機制有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在一些學者看來具有現代國家的特征，而同類政治制度在西方產生發(fā)展只有二三百年歷史。近代以前，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國家治理甚至是以酋長制、部落長老制為主。

　　從經濟生活角度看，中國具有悠久的面向市場的商品經濟傳統(tǒng)。我們常說古代中國政府重農抑商，但這并不意味著古代中國商業(yè)不發(fā)達。正因為商品經濟會大幅促進經濟發(fā)展，商業(yè)的發(fā)展又會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在農業(yè)經濟時代，當貧富差距嚴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就會出面干預，是為“重農抑商”。其實，這恰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古代中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程度。中國從唐朝就有匯兌、匯票，宋代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而西方最早的紙幣發(fā)行比宋代交子晚了六七百年，比通行全國的“大明寶鈔”也晚了三百多年。

　　從社會制約機制角度看，中國古代形成了重視道德約束的獨特社會制約機制。在社會長期發(fā)展過程中，人類文明構建了一系列社會制約機制——法律、道德、宗教。法律從國家層面、道德從社會層面、宗教從個人層面來制約人的本性。法律、道德、宗教，他律、自律、戒律，這三重機制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西方社會法制比較健全，約束比較剛性，國家運作的基礎就是法律；南亞、西亞、北非等地區(qū)宗教對世俗社會的約束力最強；中國人重視道德對個人行為的約束，講孝悌、忠恕、克己，這與中國人對人性的理解有關。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對人的約束更多依靠道德，即以德為先。西方的道德以宗教為基礎，中國的道德以家庭中的倫理關系為基礎，其核心是“孝”，所謂“孝，德之本也”。

　　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之前，中國文明長期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環(huán)境中生存和發(fā)展。由于地理環(huán)境相對獨立，三代、秦、漢、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斷更迭，盡管中間有蒙古族、滿族等少數民族在內地建立政權，但最后都融合在中國主體文明中。所以，中國歷史上有王朝危機、政治危機，但從來沒有發(fā)生過文明危機，中國文明的自信、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跟這有很大關系。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人類面臨諸多共同挑戰(zhàn)。我們應該用自己的經驗和探索為當代人類關注的諸多共同命題注入更加豐富的意蘊，對諸如“民本與民主”“自由與秩序”“市場與調控”“個體與群體”“人權與發(fā)展權”等關系作出屬于中國的說明。只有認真總結這些“中國特色”，才能把握中國文明區(qū)別于其他文明的獨特價值取向。也只有認清什么是真正的“中國特色”，才能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幫助我們在撲朔迷離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更好地理解現實、展望未來，理直氣壯地走符合國情的中國道路。

　�。ㄗ髡邽榍迦A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