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全景
2009年春節(jié)前夕，40集大型人文歷史紀錄片《臺北故宮》完成了在央視一套的首播。從那之后到現(xiàn)在，媒體朋友們對于本片拍攝過程的關注和猜測，逐漸超越了它的內容和藝術性本身。在人們一再的追問下，我均答之以“不知從何處說起”。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心境恰如禮花綻放過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
拍攝《臺北故宮》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告訴人們，在中國，在北京紫禁城東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座故宮。60年前，她從紫禁城的母體分娩出來，已經(jīng)獨自生長了一個甲子的時光，并且將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遺傳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現(xiàn)在。
一
《臺北故宮》的拍攝周期跨越了四個年度。在這段漫長的時光中，我不得不經(jīng)常與那一座故宮里的許多學者進行“餐敘”或者“茶敘”。在“敘”的時候，總有一個細節(jié)讓我印象深刻：每當我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時，許多人總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將雙手重疊，從桌上移下，輕輕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肅地注視著你，最后才開口說話。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著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結果是，一場簡單的“餐敘”或者“茶敘”往往被拖得很久。
每次從臺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我居然也能保持著那份雍容淡雅，但時間一長肯定原形畢露，不管嘴里正在咀嚼著什么東西，都敢毫無忌憚地對別人念叨起王羲之、黃庭堅、米芾或是宋徽宗。
那一年的中秋節(jié)，臺北故宮的老專家高仁俊一家邀請我們攝制組的全體人員共進晚餐。攝制組有十來個人，全去的話必然會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攪得亂七八糟，于是我和我們的攝像師大哥作為代表前往，希望能與老人聊出更多有關臺北故宮的掌故來。
高仁俊85歲了，老伴也83了。他是臺北故宮著名的青銅器專家。1949年1月，他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人員，隨著海滬號輪船把3500多箱文物從南京下關碼頭押運到了臺灣基隆港。這是從南京運來臺灣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數(shù)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有故宮南遷的幾乎所有的宋元瓷器，還有故宮與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盤。坐著這只船來臺灣的還有幾個人，比如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李霖燦、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濟的人們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這座島上了。
那個中秋節(jié)的晚上，老兩口的興致特別高。他們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門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勸酒，居然把我喝到了微醺狀態(tài)。就在這種狀態(tài)下，我得知了一小段從未示人的往事。
60年前那個濕冷的冬日里，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來勸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歲，官至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專門委員，而高仁俊27歲，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學者。這位小弟弟對比自己大十幾歲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愫，而曾昭燏對這位不諳世事的年輕人也是關懷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來，與她共建將來的南京博物院，因為當時的南京畢竟已是“一片降幡出石頭”的形勢了。
遺憾的是，高仁俊沒有留下。因為艙位有限，已經(jīng)結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滬號。后來，還是曾昭燏派人將高仁俊的妻子從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臺灣。
在那些倉惶辭廟的日子里，曾昭燏拒不赴臺，并且一直堅決反對文物遷臺。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寫信給她的上級、教育部長杭立武，信中的措辭頗不客氣，她說：
“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后，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
三個月后，她又與徐森玉、王家楫等聯(lián)名呼吁將遷臺文物運回。
然而，人與物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來。
1964年12月，曾昭燏去世，終年55歲。根據(jù)遺言，人們把她埋葬在她主持發(fā)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側。
那一年，距高仁俊離開南京整整15年。
我問老人：“當年為什么不留下來呢？”老人將酒杯貼在唇上，說：“誰知道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后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國藩的曾侄孫女，是中國現(xiàn)代博物館學和考古學的先驅者之一。當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說中的“曾”就是曾昭燏，而“夏”則是她倫敦大學的同窗夏鼐。
這位出身世宦、學貫中西、詩書俱佳的才女后來一直沒有嫁人，卻成全了我眼前的這對老夫妻，使他們得以在臺灣廝守一生，不至于像許許多多來到這里的人一樣，將自己的另一半遺留在了出發(f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