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的貨幣政策規(guī)則會發(fā)生三個明顯的變化，并將對市場產生持續(xù)的影響：其一是參考“G D P+C PI”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動態(tài)調節(jié)貨幣與信貸，社會融資總量則成為一個監(jiān)測指標，不太可能成為政策標的；其二是利率工具參考“負利率水平”進行調節(jié)，央行掌握的自由度與空間可能有所擴大；其三是人民幣有效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不再過分強調對單一貨幣的雙邊匯率。

　　其中，第三個變化，即人民幣有效匯率調節(jié)從主要“盯住”美元到“參考”一籃子貨幣，將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直接、深遠影響�？紤]到管理輸入型通脹、主要貨幣匯率變動情況等因素，人民幣今年升值幅度可能達5%，超過上年。而升值時點的選擇，同樣值得仔細推敲。

　　2010年6月19日央行決定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其重要經濟背景，是2010年隨著中國經濟在危機沖擊下強勁復蘇，出口呈現恢復性增長，央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匯率正常化、退出階段性的美元盯住政策的條件已經具備。同時，考慮到美元走弱的態(tài)勢，以及中國對外經貿往來日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降低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創(chuàng)造條件逐步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成為一個現實的考慮和選擇。

　　從匯率制度的特征看，盯住與參考是兩種不同的匯率規(guī)則，盯住與固定匯率相聯(lián)系，而參考與彈性匯率相聯(lián)系，100%的參考即為盯住。通常一國匯率可選擇以黃金、單一或一籃子貨幣、一籃子商品、通貨膨脹率作為匯率規(guī)則的“參照系”，而不同的匯率形成規(guī)則相應界定了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講，人民幣從主要關注美元匯率，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轉變是不同匯率規(guī)則之間的轉換，均衡匯率的概念被弱化，匯率規(guī)則的概念則被強化，作為一種規(guī)則的變化，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可能轉換。而這種轉換，使今年成為人民幣可能以更快速度升值的時間窗口。

　　從時點選擇上看，考慮到2011年一季度出口將持續(xù)呈現恢復性增長態(tài)勢、地方政府換屆所產生的投資沖動加大了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脹的難度，國際原油和糧食價格明顯大漲強化了輸入型通脹風險。在這樣一個宏觀環(huán)境下，選擇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是較為合理的。而從操作的靈活性上講，時點的選擇應當考慮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特別是歐元的短期走勢，如果在某一時間段，美元對歐元明顯升值，此時選擇人民幣有效匯率的主動升值不僅可以穩(wěn)定匯率預期，也可以避免今后更大的被動升值壓力。

　　從幅度的選擇上看，基于當前抑制總需求、管理通脹的較大壓力，那么升值幅度應當會高于2010年，而且從全年來看，上半年的升值壓力大于下半年。因此，不能排除上半年以較大幅度升值，下半年回調的可能，整體上使全年的升值幅度保持在合適水平。從具體的升值幅度上講，參照歷史平均值，預計5%的幅度可能較為合適；從升值的方式上講，即可以參照貨幣權重同步升值，也可有升有貶。前一種方式的優(yōu)點是人民幣對單一貨幣的波動幅度可以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在后一種模式下，為避免人民幣對單一貨幣的波動幅度過大，則可通過對外匯市場的適當干預進行調節(jié)，但其優(yōu)點是由于不存在對單一貨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可以有效減少熱錢流入的沖擊。

　　當然，對于人民幣有效匯率加快升值，也并非沒有擔憂的聲音。其中，出口部門的利潤和就業(yè)承受能力，就具有相當的決策影響權重。有觀點認為，人民幣升值被強調為一個利益平衡問題，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出口和就業(yè)，甚至影響社會穩(wěn)定。

　　然而，匯率升值對出口部門的影響，遠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多數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的傳遞效應約在50%，即如果人民幣升值10%，那么出口商和國外消費者會各自承擔5%的升值成本；而類似研究同樣證實，出口價格的貿易彈性系數約在-0.6左右。結合這樣兩個系數，如果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至6%，那么，假定企業(yè)不主動進行任何應對和提高效率的舉措，那么，充其量最終會使出口利潤下降1.5%至1.8%，影響相當有限。

　　另外，從中國的出口結構看，加工貿易占比50%左右。人民幣升值在提高出口價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原材料的成本，這一部分貿易對匯率升值的敏感度較低。更為重要的是，出口部門結構升級、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種種努力，已成為有效抵消人民幣升值負面沖擊的最佳途徑。

　　歷史數據則表明，人民幣升值沒有阻礙中國的出口。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幣匯率升值期間，也是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時間，年均增速超過23%，是公認的出口增長的黃金期。